紧接着，更多的“考古发现”开始浮出水面。

某个地方博物馆的馆藏文物中，被“重新发现”了一份明代的地方志。

在这份地方志的“人物志”篇章中，有一段简短的记载：“吴铭，邑人，洪武年生，永乐初从郑和使西洋，屡有功，授百户。”

这段文字被拍成照片，在网络上广泛传播。

有人质疑这份地方志的真伪，但质疑声很快被淹没在更大的声浪中。

因为紧接着，第二份、第三份、第四份以及更多的“文献”相继出现。

有的是私人藏书中的批注，有的是族谱中的记载，有的是地方志中的只言片语。

这些文献散落在全国各地，来自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地点、不同的载体。

但它们指向同一个结论——吴铭，确有其人。

郑和船队中，确实有过这样一个百户军官。

至于这些文献是“重新发现”的还是“重新创造”的，没有人去深究。

因为每一份文献都有出处、有来源、有保管单位的盖章，程序上无可挑剔。

这就是夏国的优势，上下五千年的历史，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，庞大而复杂的档案体系。

在这个体系里，“发现”一份文献，和“创造”一份文献之间的界限，有时候连专家都分不清楚。

第二波火力，来自历史学界。

如果说考古专家提供的是“证据”，那么历史专家提供的则是“论证”。

一个由多位知名历史学者组成的“专家团”，开始在各大媒体平台上发声。